就我国法学国家观的建构而言，上述国家法人说的第一个遗产即国家法人概念，已经充分的思想交锋和时间检验，可堪重用。

解决组织低效率的关键是，组织的领导者必须诚信做人，在组织中建立起合作的团队文化。宪政的实质包括两个方面：一个方面是限权，即限制政府（包括立法机构）的权力，让政府在宪法和法律的规定下运作，限权的技术性手段是分权与制衡。

在这样的组织中，成员们努力追求领导人为组织确立的目标，领导人则充分考虑成员们的福利。此时一个很自然的解决办法是，解散团队，大家单干，效率就会得到改善。而不会去造反、去革命、去谋害领导人。上级有更大权力、从组织获得更多利益可能引起嫉妒和信任缺乏，下级难以或无法监督、制约上级的行动。否则，它就是假宪法，或者说是伪宪法。

与下级交流的中心话题不是下级的工作情况，而是组织的事务和运作[5]300-302。实现团队总产出的增长，是所有团队的目标，也是团队今后得以持续存在的基本条件。缺失了神—人关联[6] 的人民概念不过是一个赘词而已。

因此，在主体意义上，除了个体与人民之外，不能排除还有其他具有定型的法律主体。进入专题： 人民 人口治理 。参见列奥?施特劳斯《自然权利与历史》，彭刚译，北京三联书店2000年版，序言第11页。为此，一个合理的人口数量对于国家安全非常关键，因为人口数量过多会影响到国家的经济安全，人口数量过少则使得国家经济无力、对外安全失去保障。

[8] 这里一个关键的问题是，人口这一身体的现实性可否担负得起人民意志的理想性。然而，这些都是家功能客观化的直接表现。

因此，第25条尽管符合现时期人口管理的阶段性目标，但仍旧在手段上无法同基本权利保护相和解。第25条涉及的是现代民主框架下的人口治理问题，就82宪法本身是一部兼具革命和规范性的宪法来说，它面临的是从小写的家政向大写的家政的历史转型期。采行市场经济之后，人民自然就成了个体叠加的总和。何为人权，可以说是一个理论上颇具争议的问题，但无争议的是，人权首先是一种正当性资格，人在共同体所应获得尊重和保护的资格。

家是一种自然的生活方式，有人类以来就存在。事实上，这种社会学意义上理解的人民主权，并不符合现代以来人民概念的设定对此一个可能的解释是随着科技发展和相关知识的普及，受害人在相应领域举证能力明显提高，而那些有能力证明加害人过错的受害人并不满足于获得法定限额以内的赔偿。[6]鄂高法（1992）经上调字4号民事调解书。

国家环保局答复：[5]承担污染赔偿责任的法定条件，就是排污单位造成环境污染危害，并使其他单位或者个人遭受损失。可参见：金瑞林主编：《环境法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47页。

因此，在否定将无过错责任等同于绝对责任，并且肯定侵权责任认定应该适当考虑合规情节的前提下，在此尝试结合容忍限度论和法律规范类型的相关研究成果，区分合规致害的不同类型并运用利益权衡方法，分别讨论合规在不同情形下的不同权重。例如前述我国司法案例中，法官们从损害后果是否存在或加害行为（污染行为）是否成立入手的路径。

但依据当时技术条件，火车公司无法防止因火花四溅可能造成的损害。因此，在单纯涉及状态规范时，可以推定合规即意味着不存在损害事实，因而可排除侵权责任。[52]东京地判昭39年6月22日，下民集15，第1591页。[44]基于此种基本思想，他提出，判断公害行为是否应当承担损害赔偿责任的决定性因素，是该行为是否超过了受害人的容忍限度，而认定容忍限度时应该根据侵害利益的种类、性质和加害行为的形态之间的相关关系来判断：[45]如果受害利益很重大，即使加害行为不那么恶劣，也应给予赔偿。遗憾的只是，容忍限度论对相关考量因素的类型化研究，还不能说已经尽善尽美：从本文关注的加害行为合规这一情节来看，虽然已经明确应该将之作为考虑侵权责任是否成立的考量因素之一，却并无更细致的区分与专门的研究。[47]这是新忍受限度论的代表性观点。

[38]例如，Georgetown Law Journal在1999-2000年号上，发表了一组题为Regulatory Compliance As A Defense To Products Liability（合规作为产品责任的抗辩事由）的专题研讨论文，包括了合规作为侵权责任抗辩理由的支持者与反对者两方面的代表性意见。仔细推敲其逻辑，不止是未超标排放的B厂无需为其合规行为造成的损害承担赔偿责任。

叶金强：侵权构成中违法性要件的定位，载《法律科学》2007年第1期。[17]例如：朱岩：风险社会与现代侵权责任法体系，载《法学研究》2009年第5期。

调解书全文可见于北大法宝数据库。在环境规制之外的，如食品药品的安全标准是状态规范，生产作业规程则是行为规范。

而环境侵权的原因行为，如造纸炼钢，本身却是法律所允许的，仅从原因行为本身来看，通常也并不具备道德上的可指责性。[22]就实然而论，应用现代科技的产业活动本身具有风险，有些重大财产甚至人身损害发生时，仅从过错程度而言，风险行为人往往和受害人一样无辜。诸多不同风险分配方式中选择某一种，需要有好的理由。与此观点针锋相对的，可参见：王明远：环境侵权的概念与特征辨析，载梁慧星主编，《民商法论丛》第13卷，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

至于汽车厂家，虽然是加害者，但地域内汽车集中且流量大，对此汽车厂家不管采取何种措施都无法加以控制。这时，如果根据整体权衡特定加害人无需承担侵权责任的话，如何保障受害者得到救济？一个说服力的回答是：应当真正落实受益者补偿原则，在侵权法之外建立起社会化的补偿制度。

而且由于科学认知的限制，汽车厂家也无法预知在何时何种状况下将废气降低到何种程度才不会发生损害结果。在现代大工业社会里，如果坚持过错责任，通常并不具备相关科技知识及相应取证能力的受害人，会因为难以甚至根本不可能证明加害人存在过错而无法得到救济。

我国《商业银行合规风险管理引》和《证券公司合规管理试行规定》沿用了这一定义。从一些典型案例来看，其极端版本在国内环境司法实践中也有一定的影响。

这种基于综合权衡而作出的选择或决断，其实质并不会因为特殊侵权领域和一般侵权领域的不同而不同。判决书全文可见于北大法宝数据库。换句话说，这意味着，前述迄今为止既未得到充分论证也未受过认真挑战的通说，其实并不是其认同者所假定的、不言自明或无需再议的已决问题，并不能代表法律共同体的共识——至少同为法律共同体成员的立法者和法官就并没有全盘接受，而本文附录案例中那些也许是法律外行的当事人则明显持有不同的感受和观点。只是，考虑到相比违规侵权而言，合规侵权毕竟相对恶劣程度较低，可以将之当作相对减轻责任的斟酌情节。

前者如排污标准，直接规制的是企业的排污行为不得超标。1.遵循指令型行政规范的合规致害本文所谓指令型规范，即一般所谓义务性规范，规范内容为要求行为人必须如何。

[51]即著名的四日市判决。按照一审判决，污染物排放标准这一行政规范，同时也是认定是否承担民事赔偿责任的重要依据。

所有这些案例中，被诉行为都在不同意义属于合规行为：火车运行获得许可并符合运行要求、石油企业经登记开业并达到了烟尘排放标准、地铁建设经过批准并符合施工规范、汽车的正常制造与驾驶在法律上亦无可非难。本文试图揭示此案例包含的一般意义，反思上述立场的理据，考察实在法上的真相，在此基础上借鉴日本公害法上容忍限度论，探寻处理合规致害问题的恰当立场和方法。